上文有提到過日本殖民台灣期間所出現的「皇民文學」，並節錄了部份貶低鄉土的小說情節。有人會認為，這些小說無傷大雅而跟隨起舞。然而「貶低對方的文化」，正是殖民者對於被殖民者採取的一個重要的手段。

我們都對美國為了搶奪印弟安人及其部族的土地及資源而進行的殖民及「種族迫害」有所耳聞:

1814年時任美國總統麥迪遜頒布法令: 每上繳一個印弟安人的頭蓋皮就可獲得50–100美元;

1830年美國通過<印弟安人遷移法案>，把密西西比河以東的印第安人強制遷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

1862年，林肯頒布<宅地法>，表示年滿21歲的美國公民只要繳納10美元的登記費，就可以在西部獲得不超過160英畝的土地，法令一出，大量白人前往印弟安部族的區域進行大屠殺

1879–1925年，全美建立了約350多家針對印弟安兒童的寄宿學校，強迫5歲以上的兒童入住，把他們改成白人的名字，給他們灌輸大量的美式思想和價值觀，同時禁止他們使用本族的語言及穿着傳統服飾等等。

類似的法令及案例多不勝數。然而，儘管我們都知道當年美國是為了掠奪土地和資源，但同時卻很多人認為，歐洲白人對印弟安人的征服殖民行為，是正義和有正當性的。

事實上，歐洲白人對印弟安人的態度，早在1784年，富蘭克林的<北美野蠻人之相關評論>中可窺見一二。

書中描述，一名瑞典的白人牧師前往印弟安人的部落傳教，並講述基督教的「神跡」。牧師認為，基督教的「神聖文明」，可以讓印弟安人「擺脫野蠻落後」並「走進光明世界」。然而，印弟安人有屬於自己的一套信仰和生活態度，因此對於白人的這份「禮物」，印弟安人只是出於禮教及修養，「象徵式地收下」。

當印弟安人作為「回禮」，告知白人牧師他從母親處聽來的故事，即「年輕獵人打獵時善待精靈，於是精靈把菜豆、玉米及煙草等植物送給他們的後代」時，白人牧師卻厭煩地表示「我對你們講的是神聖的真理，而你們說的卻是寓言、虛構故事、胡說八道。」

由此可見，白人牧師對自身及基督教的優越感徹底貶低及否定了印弟安人的信仰和價值，而對於印弟安人的「拒絕」更是憤怒: 信奉基督的白人(我們)是神聖正義的，而「不願接受基督榮光」的「他們」是愚昧、落後、野蠻不可理喻的「非我族類」。

而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同時也是種族主義者的Immanuel Kant，亦發表了他對「歐洲人」和「非歐洲人」的看法。

Kant認為，兩者之間的區別，就是在於「白」和「非白」：色譜一端的「白色」，即是歐洲人的「白」，是「理性、科學、進步、文明、道德、正義」，而另一端的「黑」則是「野蠻、落後、非理性、罪惡」等等的代名詞; 而色澤亦是人們對「文明和道德高低」的判定標準。

如果說前兩者只是「貶低」了印弟安人及有色人種，那1899年，英國詩人魯德亞德·吉卜齡 (Rudyard Kipling)的作品《白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則是被視為「歐洲中心主義」、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象徵之一。不少人對這首詩的解讀都是:「優秀的白人有責任和義務，征服和殖民野蠻的國家，讓他們也能變得幸福」。